目前，中国学者在面临后现代的挑战时，很少能从学理上反思其优劣，而是急于标示出其反现代化的立场，然后予以抨击。其实，从论域上而言，“后现代性”问题是与“现代化”问题纠结在一起的，二者很难严格加以区分，然而有些学者却仍是把对现代化的应然诉求与学术问题中某些策略的有效运用，包括后现代方法的运用价值混淆起来，仿佛采取了后现代的视角，就理所当然地应该被贴上“后现代主义者”的标签，这个人自然就无可救药地成为一个“反现代化论”者，就会自绝于奔向小康大道的中国人民。这种“站队心理”成为90年代主义标签爆炸横飞的最明显表征。
基于现代化情结的“常识性批评”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把对现代化的应然诉求通过个人经验予以信念化，并以此为标准裁定其他学术理念的合法性。由此而观，“现代化论”就仿佛变成了学者占据知识领域优位的身份证，采取现代化立场和是否用现代化论分析研究变成了同一个常识性问题，包括成为衡量一个学者是否站错队的标志。这样一来，对现代化的信念认同往往使之忽略许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问题，仅就中国历史而言，我们一直沉迷于对现代化过程凯歌行进的合理化描述中，而没有打算对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细微冲突予以关注，所以中国近代史的图像是显得那样苍白单调，变成了干巴巴的几条线索。后现代把历史碎片化后尝试构造出的新颖图像，虽然仍使人觉得多有疑点，但落实到具体的细节研究则无疑会校正及丰富被现代化叙事扭曲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后现代”观念持同样激烈批评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