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问世100年了。一篇论文，对中国史学影响至深至广，如同《新史学》这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所论，有片面性的地方，如对古代史学的评价，因而也不免有负面的影响；这种片面性和负面影响，有的已为梁启超本人后来的撰述所纠正，有的则为史学发展本身所纠正。而其所倡言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历史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其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原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本文是应《学术研究》杂志“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专栏而作的一篇短论。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1]
一、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2]；关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3]。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