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年在“四人帮”大批特批“封资修”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指令下，教育学学科作为“封资修”的大杂烩被完全否定，教育史上的一切教育遗产都被视为毒草，无论西方教育还是苏联教育皆遭到批判。这一时期，年轻的教育工作者不知道什么是教育学，更不知道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为何许人，仅有的自编的教育学教材、讲义也是语录、文件和政策的汇编，西方教育学思想被全盘否定。创刊于1965年的《外国教育动态》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唯一的教育期刊也仅从反帝反修出发对外国教育改革动态有所介绍，1972年创刊的《外国教育资料》也以批判资产阶级教育为主。
第三节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重新引进(1977—1990年)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恢复中央领导工作，并亲自负责科学和教育两大领域。他对教育战线上长期禁锢人们思想并成为人们沉重的精神包袱的“两个估计”率先进行批判，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要教育工作甩掉“两个估计”的包袱。1977年11月18日的《人民日报》和同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教育战线上拉开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帷幕。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更高、更普遍的原则上为解放思想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