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伏特加管够，糊弄完那帮人傻钱多的老帽儿，咱们在院子里铜锅涮鲍鱼。”画家热诚地撺掇我。
我打了个哈哈：“就怕喝高了被你雁过拔毛。”
“放心，有女眷就不会用臭男人的毛。我可是如假包换的现实主义画家。”
我粗野地与其对笑，挂了电话出门。天色阴沉，太阳在鸡蛋壳似的云层后面透出些微光来，半空中飘洒着零零星星的雪花。车开到东四环上，恰好碰上某国主子携娘娘访华，警察封路造成了大范围拥堵，当我好容易蹭到画展现场，那个废弃厂房里已经挤满了秃子、大胡子和冷天里浑不吝地穿着旗袍的女人，众人像反刍的偶蹄科动物一样来回踱步，煞有介事地交头接耳。
“盛况空前吧？”画家踌躇满志地搂着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俄罗斯式的熊抱。
“嗯，大家装×都装得很在状态，就不需要我再煽风点火了。”
“报道也不用你写，美院俩学生会把通稿发给你。”他塞给我一只酒杯，把我引到休息区：“留点儿量别喝高了，一会儿还有几位有分量的人要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