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从语词的共生性结构的角度出发，解构这一“客观性神话”。众所周知，形容词“客观的”（objective）和“主观的”（subjective）、名词“客观性”（objectivity）和“主观性”（subjectivity）都是相反相成的，缺了前者就没有后者，同样地，缺了后者也就没有前者。这些共生性结构表明，我们越强调西方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着客观性，也就越肯定这种客观性是以主观性的存在作为预设的，一旦抽去了主观性，连客观性这个词都无法存在，更遑论这个词所指称的对象。所以，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试图通过完全消除主观性的方式来追逐客观性，无异于夸父追日，无异于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事实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在重复19世纪的诠释学家的错误。如上所述，当代诠释学和视角主义的研究成果已经启示我们，在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绝不可能存在与黑格尔式的普遍理性相吻合的那种客观性，因为这种普遍理性是与任何研究者的视角、理解的前结构、效果历史的意识相分离的，因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